绵州越王楼盛世大唐的余韵

秦川牛 · 发表于 2019-8-18 10: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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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州越王楼盛世大唐的余韵

成都商业街开明王朝的归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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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顺“三任知县”陈锡鬯（chàng）（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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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顺“三任知县”陈锡鬯（chàng）（下）

富顺百姓为陈锡鬯修建的德政坊。

　　《栈云峡雨日记》记载有竹添进一郎游历巴蜀在成都与陈锡鬯相遇的故事。

富顺百姓为陈锡鬯修建的德政碑。

富顺文庙棂星门。富顺有今日文脉之盛，得感念“三任知县”陈锡鬯。

德阳孝泉城隍出巡。（德阳市地方志办供图）

　　□刘刚

　　陈锡鬯一生在四川做官，历新繁、犍为、富顺、成都、涪州、泸州等地，累官至知州，有得志也有失意，尝尽官场酸甜苦辣。
　　在任新繁知县期间，陈锡鬯留下不少德政，获得近代最早深入巴蜀游历的日本人竹添进一郎的赞誉：“锡鬯同治十二年署新繁知县，勤恤民隐，兴利除害，不遗余力。去冬交卸，士民联名请留任者数矣。格于令甲不获，回辕之日，争设红幄数十里以饯之，一时传为美谈。”竹添进一郎还在1876年7月19日的日记中感叹道：“盖数十年风俗浇漓，循吏不易得……抑亦见古今世道之变也。”他觉得陈锡鬯是他心中的好官，特写下诗作《赠陈（锡鬯）明府》：客里光阴亦惜分，每逢知己便论文。到门今雨心如洗，入室南风人欲薰。德政原从儒行得，颂声早藉口碑闻。庆云一片须珍重，燮理他年定属君。
　　诗中尽显不舍之情和赞美之意，称颂陈锡鬯有“燮理”（宰相）之才。诗的末尾，备注“陈有德政，详见《栈云峡雨日记》”。

壹
居官勤慎丁宝桢爱才识才

　　光绪四年（1878）四月，陈锡鬯始任富顺知县。在任期间，“（陈锡鬯）居官勤慎，关心民瘼，创立三费局禁止胥吏勤索原告被告；创办育婴局、恤嫠局（救济贫苦寡妇的慈善机构），使无依老幼得到养育；捐助书院膏火费，资助清贫学生……十年（1884），富顺大旱，全县城乡共100余保，他向每保捐薪俸100串，使灾民普获救济。”良好的人品加上显赫的政绩，即使放至今天也可评为优秀县长甚至加以提拔使用，更不要说遇上爱才识才的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光绪十年（1884）十月，丁宝桢具折上奏朝廷，保举“四川盐茶道崧蕃、川东道彭名湜、候补道夏旹、雅州府知府崔志道、富顺县知县陈锡鬯、候补直隶州州判李盛卿、候选同知曾昭吉、四川候补巡检高启文”等八人“以备任使”，获光绪帝于十月二十八日下谕令“均著交军机处存记”予以准奏。在八人中，陈锡鬯是其中唯一的七品县官。四川总督的高度肯定加上皇帝的认可，陈锡鬯很快就成为擢升的后备干部。
　　光绪十五年（1889），陈锡鬯由成都回任富顺知县。这一年，陈锡鬯连襟曾纪泽在缮录郭嵩焘纪念其岳父刘蓉的墓志铭时，在墓志后加了一段“附识”，除了补充介绍刘蓉妻子和儿女的情况外，还特别介绍“陈锡鬯历宰新繁、富顺、成都，以循著”。时曾纪泽任户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吏部等部侍郎，属朝廷二品大员。两人虽贵为襟兄弟关系，倘若陈锡鬯政绩平平，恐怕这位有“雄才伟略”且“学贯中西”的晚清著名外交官断不会对这位七品知县有如此高的评价。

贰
革职留任获开复补达县知县

　　光绪十九年（1893），陈锡鬯获提拔任涪州知州。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年，以刚正敢言著称的晚清御史钟德祥奏“四川吏治蠹蚀污浊”，言“四川总督刘秉璋信用候选道徐春荣、署提督钱玉兴二人招摇纳贿，知县陈锡鬯等声名狼藉”，并“请饬查办”。光绪帝立即调派湖北巡抚、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驰驿前往四川确切查办”。其实，这类言官参劾是封建官场上常有的事，哪怕仅仅是坊间风闻，皇帝也要降旨究办。被参者若确系冤抑，据情回奏之后就没事了。经钦差大员谭继洵核查，陈锡鬯并无贪赃实据，只以“请补涪州知州、富顺县知县陈锡鬯习气太深、钻营最巧”上奏朝廷。后皇帝发谕令“革职留任”，而御史钟德祥也被人反告以参稿胁人索贿遭革职流放。
　　陈锡鬯的不幸遭遇，让一直敬陈锡鬯为恩师的刘光第颇为“抱屈称冤”。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写给自流井盐商刘庆堂的信中说：“成都及犍为人均多言其好者，而新繁之人尤为尸祝（崇拜）。曾见其县之一人言：吾新繁县中，如有人说陈官不好者，旁边之人必要与之挥拳。其善政之留人心如此。”面对朝廷的处分和民间的“訾诋者”，一向正气的刘光第始终认为恩师遭人陷害，力主为恩师建牌坊以彰其德政，认为“诚乃堂堂正正，不为波靡，又复和厚可风，彼庸俗人情，固当如斥鷃之望大鹏也”。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锡鬯获开复补达县知县，刘光第由衷感叹“盖公道自在人心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锡鬯第三次任富顺知县，不过很快就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被护理四川总督、布政使陈璚奏请补授泸州直隶州知州。光绪三十年（1904），陈锡鬯在泸州知州任上病逝。

叁
百姓感恩修建德政碑和德政坊

　　为表彰知县陈锡鬯为富顺人民建立的功勋，老百姓在县城西门外一个叫望神坡的地方（今富顺县计生服务站旁边）先后为陈锡鬯修建了一座德政碑和一座德政坊，让过往县人时刻不忘这位留下无数德政的名宦。在富顺历史上，像这样既拥有德政碑又拥有德政坊的县令应该并不多见。
　　德政碑坐西南朝东北，至今保存完好。碑身主体由两块石板拼接而成，正面竖写“绩厎和平”四个大字，碑左写有“县公陈君德政公名锡鬯字洛君江西新城人”，落款为“光绪十四年岁在戊子春正月閤县士民公颂”。
　　德政坊距德政碑约10米，横跨在旧时富顺县城通往自流井的石板驿路上，属四柱三间五楼式石牌坊，东西两面正楼下均阴刻“去思德政”四字。据文物部门测量，石牌坊面阔6.5米，通高9米，其正楼、次楼、边楼鳌角飞翘，局部纹饰简朴，制作雕刻较为精细，有沉稳厚重之风。石牌坊历经百余年风雨侵蚀，上面的字迹因石材严重风化而斑驳难辨，有的残损严重，有的已完全脱落，部分字迹结合相关资料可猜测补全。东面明次间阴刻有“岂弟君子”“廉明”“恭俭”三方匾额，两旁配楹联，内柱联：“能用猛乃能用宽，抚字勤劳，仁者襟怀儒者度；善筹兵更善筹饷，婴城固守，文臣经济武臣风。”西面明次间也有匾，残存“民之父母”字样，其余均无法辨认，内柱联依稀为：“才毋逞，智毋矜，是西汉循良，五载共钦廉吏；和致祥，厚致富，看南州冠冕，双旌遥想能臣。”由于东西两面的外柱联已脱层剥落，仅有个别字迹残存，无法从整体上辨认。
　　从表面上看，碑与坊是地方士民对陈锡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旌表，体现出老百姓对他多年来治县理政且政绩卓异的高度认可和深深敬意。老百姓甚至不惜用《诗经》中的至美名句“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授予爱护百姓、深得民心的陈知县，流露出对这位离任知县的不舍之情与感恩之心。从另外的视角看，老百姓对优秀地方官的真心追捧，又何尝不是对后继者的期许、激励和鞭策呢？笔者以为，这就是陈锡鬯德政碑与德政坊至今屹立不倒的价值所在。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秦川牛 · 发表于 2019-8-18 10:05:53

本帖最后由秦川牛于 2019-8-29 09:2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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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变迁与广东十三行的崛起

绿釉火葬罐见证南诏与西昌的缘起缘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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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城忠勇封城隍

　　孝泉城隍，姓韩名城，元朝末年四川德阳孝泉人，为明朝太祖朱元璋部将，为朱元璋争夺江山东征西讨血染战袍，立下过不少功劳。
　　在一次与陈友谅作战中，朱元璋被围困。当韩城杀退身边敌兵，四面寻找朱元璋时，却见朱元璋被陈友谅的兵将杀得手忙脚乱，刀刀剑剑直在朱元璋头上胸前飞。韩城救主心切，不顾敌兵众多，挥舞长刀，率兵跃马冲入阵中，奋力向朱元璋靠拢。
　　可是，敌兵实在太多，杀退一批又涌上一批，就如同当年赵子龙血战当阳长坂坡一样，实在难以冲出重围。自己精力已经用尽，兵将许多已经战死，朱元璋更是危在旦夕，身上已经被划了几道口子。怎么办？要安全救出主公朱元璋已是不可能，不救？那不是做臣子的本分，韩城边厮杀边想。
　　突然，韩城发现：陈友谅的兵将并不认识朱元璋本人，而是认定了朱元璋的那一身大红袍，大红袍走到哪里，兵将就杀向哪里；而其他兵将冲锋厮杀，陈友谅的兵将并不追赶，韩城灵机一动；好了，救主的办法有了！
　　韩城将兵将缩成一个紧而密的圈子，顷刻，身穿黑色衣袍的一个小将校，和几个人一起向陈友谅兵将略松的地方靠近，而大红袍却依然与敌军厮杀。大红袍将所有敌军吸引过去了，黑色衣袍等几个人趁敌军不注意，从缝隙中冲了出去。
　　原来，韩城与朱元璋在圈子中换了衣袍，自己身穿大红袍吸引了敌军，而朱元璋则穿着黑色衣袍冲出了包围圈。
　　战斗进行到黄昏时分，韩城的部将全部倒在血泊中，而韩城自己也精疲力尽被陈友谅活捉。陈友谅抓住韩城，才发现这个朱元璋是假的，十分懊恼；但是，陈友谅发现这是一个忠臣，肯于冒杀身的危险去救主，而自己身边这样的忠臣却十分少见。于是，陈友谅对韩城有了好感，便轮番派人软硬兼施劝韩城投降。可是，韩城誓死忠于朱元璋，坚决不降。
　　陈友谅爱惜韩城，说：“那我放了你吧！”
　　韩城傲视着陈友谅，说：“好，感谢你，但是，你放了我，我会马上回到我的主公朱元璋身边的，我依然会和你决战的！”大义凛然豪气干云。
　　陈友谅激灵灵打了一个战：噫，放了他，他还要和我决战，这不是放虎归山自找麻烦吗？陈友谅的谋士也都说：这样一心与你为敌的勇士，留着始终是个祸害，最好还是杀了！
　　最后，陈友谅杀了韩城。朱元璋称帝后，为纪念韩城，特下圣旨封韩城为孝泉城隍，并赐戴皇冠、穿黄袍坐銮驾，享受帝王待遇。
　　韩城的忠勇行为感动了孝泉的父老乡亲，大家为家乡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英雄而骄傲自豪。为了纪念他，每年五月初五，德阳孝泉和周边县（市、区）的数万百姓都要来到孝泉城隍庙，参加城隍会。城隍出巡时，游行队伍人数约500—800人，由龙灯队、彩旗队、城隍塑像、十殿阎王塑像、鸡公车、采莲船、狮灯队、马马灯、腰鼓队、伞趴等组成。城隍全副銮驾，和城隍娘娘端坐在八人大轿之上，庄严威仪。60余名衙役、宫女护驾城隍、城隍娘娘左右。后来，孝泉城隍出巡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地方民俗。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秦川牛 · 发表于 2019-8-18 10:0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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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湖广填四川游姓人口激增

祠堂街一本有插图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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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街一本有插图的书

抗日川军纪念雕塑。

街坊间的畅谈，总是这样的亲切。

入夜，老妈蹄花的诱惑。

从祠堂街口遥望保路运动死难者纪念碑。

　　鹤鸣茶社里掏耳朵的茶客，这被认为是成都人闲散的标志。

一杯茶，一份报纸，老人们的悠闲时光。

　　□冯晖文/图

　　一本满是文字的书如果配有插图会让内容更加生动，增添阅读的乐趣和想象的空间。回忆童年的阅读时光，印象最深的往往就是那些小人书和有精美插图的古典小说。在我眼里，祠堂街就是这样一本有图有画、写满故事的书。

壹
有来历为年羹尧修的生祠

　　祠堂街在老成都满城里，最早叫蒙古胡同。后来，八旗官兵在此给当时的四川巡抚年羹尧修了一座生祠，胡同的名字也改成了祠堂街。
　　登上不远处少城路边少城大厦楼顶，南望，祠堂街沿着蜀都大道往东延伸是鳞次栉比的建筑群，高楼间偶尔穿插几栋老式的川西民居。再远处是天府广场，可以看见挥手致意的汉白玉毛主席像，以及新建的成都博物馆和四川图书馆。街道西侧一片翠绿的开阔地就是人民公园，郁郁葱葱，如绿色的绒毯，遮住了公园里的建筑和游人。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一艘艘小船点缀其间，似吴冠中的画。而隐约可见的祠堂街将街道左侧的建筑群和右侧的公园连接在一起，就像书脊将文字页和插图页粘连在一起，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就这样展现在你的面前了。
　　从年羹尧的祠堂，到卢作孚的通俗教育馆，再到车耀先的努力餐。当然，辛亥革命前轰动全国的保路运动和那座造型别致、鹤立鸡群的纪念碑最让成都人津津乐道。
　　人民公园的前身是少城公园，这是成都的第一个公园。公园里的鹤鸣茶社是成都最有名的露天茶铺之一，是外地游客，特别是外国朋友成都之旅的必到之处。掏耳朵，本地人司空见惯，而对他们来讲绝对是勇敢者的游戏。而关于茶馆的故事几乎每个成都人都可以讲给你听。我的幺爷爷过去是成都有名的体育老师。1949年前，每年农历六月的暑假和腊月的寒假，他都活跃在鹤鸣茶社。那个时候的成都中小学普遍实行聘用制，老师们来到茶社是为打听下学期的教员招聘信息，谋求新的就业机会。而幺爷爷和许多学校的校长熟悉，他乐意为这些找工作的老师、特别是体育老师提供消息，介绍岗位。这就是成都历史上“六腊战争”的片段与细节，而鹤鸣茶社就是当时的主战场。我的长辈多为教师，几十年前的家庭聚会，老人家讲的许多趣事，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贰
最难忘卖布商店的“飞镖”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有关街头书店的故事。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开设在祠堂街的书店居然有180多家。据老人讲，1949年后，这里的书店依旧不少。新华书店少年儿童读物门市部就开在祠堂街12号。小时候，我经常在这条街上玩，喜欢和邻家的孩子相约到这里蹭书看，这手不释卷的求知经历，是童年一段美好的回忆。
　　我在祠堂街四川电影院看过电影，在摄影器材店买过黑白胶卷和上光机，在不远处的成都图书馆看过书，但最让我难忘的是一家卖布的商店。商店里半空中有蜘蛛网般的铁丝，上面有许多铁夹子。顾客选好布，营业员“哗”的一声将布扯好。开一张票，把收到的钱一起夹在头顶的铁夹子上，“嗖”的一声沿无数铁丝中的一根飞到收款台。收款员收钱找零，在票单上“啪”地盖一个章，又是“嗖”的一声，飞回柜台。顾客拿了找补的零钱、购货单和布转身出门，身后依旧是“嗖嗖嗖”的声响不断。这神奇而壮观的景象，像夜空中的流星，又像是武林高手的飞镖，真是比电影还好看。

叁
老建筑两家美术社容易混淆

　　祠堂街曾经有一家四川美术社，还有一家成都美术社，容易让人混淆。四川美术社建于20世纪30年代，在祠堂街16号里面，现存建筑已列入《成都市优秀近现代建筑名录》予以保护。而成都美术社成立于1954年，是在人民公园美术组的基础上建立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人民公园对面的成都美术社摄影服务部，摄影师敬业，水平高。亲戚朋友在人民公园聚会，有好几次出来都在这里合影留念。
　　四川美术社与四川美术协会也很难分清楚。四川美术社在祠堂街北侧16号，四川美术协会原来的位置在祠堂街南靠人民公园一侧。
　　2005年，政府部门在人民公园原四川美术协会旧址附近的艺苑亭里竖立纪念碑，上有《四川美术协会故址碑记》：“成都原有之蓉社、蜀艺社及成都美术协会于一九四一年合并成立四川美术协会，选址建所于祠堂街少城公园侧，即今人民公园内，由当时协会之常务理事、著名国画家张采芹先生躬亲筹划，奔走运作，次年会所暨展览厅即告建成。”
　　据《四川美术协会会址落成纪念册》记载，当时美协理事会共由46人组成，其中会长1人、副会长2人，理事长1人，理事21人。常务理事为余中英、郭梦芝、芮敬宇、罗文谟、林君墨、张采芹、刘开渠、胡北崙和谢趣生。张采芹当时在祠堂街聚兴诚银行成都办事处上班，正好在美协斜对面，来去非常方便。1942年刊印的《四川美术协会会址落成纪念册》中关于《本会会所建筑情形与募捐经过》有较详细的记述：“市府代将祠堂街廿一号，前租与聚丰园、品胜球房、新昌相馆等公地收回，拨作会址。计建全砖可作展览之大会议厅一座，船形房五间，当街一楼一底大门一座，后面职员住所四间，厨房工役室厕所三间，暨砌塘坎建四周之围墙等。”我们现在看到的四川美术社老建筑与此描述完全不同。

肆
努力餐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金河路1号的努力餐过去在祠堂街172号，餐馆名字源于古诗：“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车耀先于1929年在三桥南街开办努力餐，1933年迁到祠堂街。此处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革命刊物《大声》周刊的编辑部和发行点就设在这里。
　　其实，在祠堂街还有一家名气更大的餐馆叫聚丰园，是清代满城里第一家由汉人开设的大型餐馆，地点就在关帝庙旁边。准确地讲，这不是一家单纯的川菜馆子，而是融合了川菜、京菜和江浙一带菜系的特点，是当时全成都生意最好的餐馆。有一个细节很有趣，宣统元年（1909），成都将军玉崑，每逢初一和十五都会从将军衙门坐小船顺金河到祠堂街，先在关帝庙祭祀，然后到聚丰园吃饭。聚丰园老板是成都餐饮业行业组织“成都宴蒸帮”的第一任山长。成都最早推出西餐，引进冰激凌的也是聚丰园，而不是春熙路上的耀华餐厅。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中央南方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先后在祠堂街建立了多个支部、联络点、交通站，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呢？祠堂街紧邻少城公园，而抗战期间，少城公园是成都各进步团体聚集活动的地方。祠堂街在民国时期私营书店云集，数量超过80家，大量有识之士、进步青年常常来此购书。选这里相对比较安全，而且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文化氛围。
　　我们一般说祠堂街38号是《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旧址，内有老屋。准确地说，这里是《新华日报》川西北总分销处或者叫成都代订处。1939年，这里有员工10多人，报纸发行量1000余份。当时的报纸由重庆总馆邮寄到这里，然后再分送和邮寄到川西北各县。这里还是当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成都的联络点，同时也是八路军的运输车从重庆到西安的一个转运点。
　　祠堂街不长，但在我的眼里，它算得上是成都最美的街道之一。一条街，如果能让老人悠闲散步、孩子快乐游戏、年轻人悄悄恋爱，让你的脚步慢下来，让你的心绪放下来，让你的神经松下来，这才算得上是宜人的公共空间。如同一部好书，阅读的过程就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身心皆爽。
　　街道是对城市生活方式做出的一种无声解释。它是一个载体，承载着与城市历史、风俗和空间形式休戚相关的、具有独特语汇的日常生活模式。这就是街道的神奇与美妙之处。这城市的传记，其实就是由街道来记录和书写的，一笔一画，一写就是百年千年。